父亲是穷乡僻壤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没有什么丰功伟绩，政治上最大也不过是生产队长，虽然做了多年的生产队长，却因为不服从上头的计划，非要偷宰一头猪过年而受过处分。那时物资紧缺，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每家每户一年只能宰一头猪，其余的是要上交国家的。那年二哥结婚，宰了头猪。按计划过年是不能再宰的，不管你家里是否有养大了的猪。那年头一家大小八九口人，过年没猪肉吃，那过什么年。于是一辈子老实的父亲，一发狠就在年二十九将家养的猪私宰了。从此父亲政治上也就一落万丈，只能一辈子做普通农民了。

    正因为父亲普普通通，忙忙碌碌，对子女缺少管教，跟子女也很少亲近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始终很模糊。结婚以后，在丈夫面前提起的也是我妈妈如何如何，直到丈夫提醒说这是对父亲大人的不恭时，我才发觉我确实忽略了父亲在我成长中的地位。其实说起来父亲是很爱我的，记得在一个难得的冬日的傍晚，刚收工回家的父亲，也手把手在门前的空坪里用树枝教我学写字；也在冬日的早晨，将本来带上山作中餐吃的蕨粉鸡蛋炒冷饭，偷偷地装一大半碗给我，然后自己提着剩余的小半碗，用网蔸装上几个冷红薯就上山去挖蕨根，榨蕨粉，准备全家人青黄不接时节的口粮。以至于至今我仍时时记起那蕨粉鸡蛋炒冷饭的清香，长大以后，南北风味吃过不少，山珍海味也不计其数，但细细想来竟没有哪一顿饭让我如此回味。

    我从小就很贪玩，爬树攀墙从不畏惧，也因此在那年从菜园子的矮墙上摔下来，被石头将左手中指骨砸断。水库工地卫生所建议将中指锯掉，父母坚持不肯。后经多方打听，得知几十公里外的芦洪市有一名医，专治跌打损伤。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，每天天朦朦亮就起程，天大黑才能回到家。其时又值深秋，早晚都有些凉，中午有些热。父亲一大早起床便准备好箩筐，在其中一只筐里放进一张小板凳，然后将我抱起放进箩筐的小板凳上坐下，在另一只筐中放进一块结实的石头，穿好扁担，然后在筐绳上围上一件厚衣服防早露。也记不清前后去了多少次，只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太辛苦，睡过了时辰，等去到芦洪市换好药就往回赶，回到家已是夜深了。就是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，在芒洪市医好了我的中指，而且没有因此落下残疾，但父亲却因辛劳过度病倒了。正是从那以后，我好象才真正懂事。

    稍年长些我便到离家十几里开外的普里桥区（一个区由几个人民公社组成）中学读初三，区中学原是一所完全高中，后来因为行政体制改革，取消了区一级的行政区划，区中学也改为完全初中，首批初中学生是从各公社中学招收来的优等生。因离家又远，只能住校，每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日下午又回学校。每次回家，父亲大多还在外忙碌，跟父亲接触的机会也不多。后来又进县城读高中，往往是半个月或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继而又上了所谓的大学，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学期才回一次家。每次回家父亲照例有忙不完的事，因而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是身材矮小，身子单薄，而总是为生计忙忙碌碌的勤劳的男人。至于慈父的形象，在我的脑海里似乎越来越模糊。直到工作多年以后，在同母亲的一次闲谈中让我渐渐明白父爱的深沉、凝重。那时农村没电话，通讯极不方便，从县城往返乡下的班车也不多，每天只有一趟，一般是黄昏时候到达乡下小站。出外工作的人与家里基本上处于半隔绝状态，什么时候放假，什么时候回家的信息家里拿不准。母亲说自我出外读书以后，每次端午、中秋父亲都会到车站去看看我是否回来了，每年的放假时节父亲都到车站帮我接行李，而参加工作以后，到小年（即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）后，父亲几乎天天都去车站打探。而这一切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于是一个身材矮小，身子单薄，沮丧地奔走于家和车站间的慈爱的父亲形象，从此在我心中定格。

   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，总想写点东西来纪念他，囿于公务，总不能动笔。今年国庆回长沙休假，读沈从文散文，偶有所感，终于写成上述短文，以此纪念父亲去世九个年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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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二OO六年八月